我们知道琦君是从《春酒》《寄小读者》等语文课文开始，但是真正让“琦君”的名字开始在大陆广为人知，还是要从那篇发表于1987年，反映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旧社会女性命运的《橘子红了》说起。

琦君的作品，大多是以女性为主要描摹对象，通过用鲜明的女性意识来展视当时女性悲惨的命运，而《橘子红了》正是其中的代表性力作。关于这部中篇小说，作者本人在《 关于〈 橘子红了〉》中写道：尽管题目喜气洋洋，而故事却非常凄惨。每一想起，就教我心酸。

数千年的传统封建礼教根深蒂固，女性在这种思想的束缚和对它的自愿认同下，最终沦为了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大妈为挽回丈夫主动为其纳妾;二太太为了在封建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 更为了得到丈夫完整的爱, 耍尽了手段；秀芬成了大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小产之后郁郁而终。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女性谈论爱情是奢侈的，不是她们不想，而是她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力。今天我就从大妈、二太太和秀芬三个女人的视角，及其殊途同归的爱情悲剧，来了解一下那个时代之下女性的爱情悲歌。

1.大妈：旧时代的封建女性代表，心甘情愿地把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当做自己的处世准则

大妈因为不能生育，而被大伯冷落在乡下，当大伯又在城里娶了一位二太太之后，她彻底成了一个弃妇。但是大妈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平，也没有怨恨大伯，相反，她认为一切都是自己不能为家族传宗接代所带来的后果。

大妈说：“女人一定要做贤妻，成全丈夫。”无疑，大妈就是旧时代的“贤妻良母”，她把“三从四德”当做自己一生的处世准则，把为丈夫传宗接代当做自己的最大人生追求和人生价值。

大妈爱大伯吗？毋庸置疑！

大伯每年橘子红了的时候才会回到乡下一次，这成了大妈每年最大的期盼。但是封建思想在她的观念里根深蒂固，她不敢谈爱，或者说不能为丈夫传宗接代的她觉得自己不配谈爱，她只是把自己当做了丈夫的附庸。

大妈在自责中把秀芬——一个妙龄少女配给了已届中年的大伯，一是为了把这当做自己对丈夫的补偿，也是自己“贤良”的证明；二是他希望能够通过年轻、有生育能力的秀芬留住自己的丈夫，即使是丈夫能多回来几次，她也就心满意足了。

或许在男人看来，大妈这样的妻子除了不能生育以外，其他都是近乎完美的，不嫉妒不抱怨，处处为男人着想，即使有不满也不会有一丝外露。可是大妈这样的女人她们自己的命运却是不幸的，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她们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和想法。

就像大妈一样，她把自己的失宠归因于不能生育，在婚姻中也没有得到过爱情，更没有得到幸福。然而大妈没有反抗，甚至没有一丝怨恨，凡事以丈夫为先，把丈夫的快乐就是她的快乐，丈夫的忧愁就是她的忧愁，而她自己的爱情也随着喜怒哀乐一起被隐藏起来了。

即使是最后秀芬的死也没有唤起大妈对命运的醒悟。在小说的结尾之处，琦君写道：“而大妈呢则淌着眼泪说，大伯是个好心肠的男人。大妈心甘情愿地住在乡间，默默地期盼着他定时‘贤妻汝次’的简短来信，度着淡泊的一生，也就因为她信任大伯是个好心肠的男人吧！”

秀芬死了之后大伯没有再回来，大妈的愿望落了空。反观大妈的悲剧应该不仅仅在于婚姻的不幸，更在于其对自己不幸的无知和沉默。

2.二太太：旧时代中女性自由思想的先驱，却女性自由思想与封建礼教博弈下的牺牲品

大伯在城里娶的二太太，是小说里的反派人物，是城里的交际花，也是大伯最为宠爱的女人。作为小说里一个相对次要人物，作者着墨很少，然而她的命运也一样逃不过时代赋予它的最终结局。

二太太是那个时代中少有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她受到了一些当时女性自由思想的影响，所以自然而然也成了那个时代中的“新时代”的女性。所以尽管她自己也未能为大伯生下一儿半女，但她却没有大妈那么“贤良淑德”，她不甘接受命运的摆布，心里也不愿与其他女人共同分享一个丈夫，所以才会采取一些手段挽留自己的丈夫，包括要把怀孕的秀芬带到城里去，导致秀芬因为逃跑而小产，并因此抑郁而死。

但是显然，她的思想观念也好，做法手段也罢，都是不容于那个时代的。在传统思想的统治下，当别的女人都把“三从四德”当做人生定律来遵守的时候，她想要的未免太多。有了荣华富贵还不够，她还想独享丈夫的宠爱，有了丈夫的宠爱还不够，她还奢望专一的爱情。所以，她的结局也可想而知。

所以，她注定会成为封建礼教与女性自由思想博弈下的牺牲品。尽管她的思想观念是进步的，也拥有那个时代少有的反抗精神和叛逆精神，但是这些和强大的时代背景比起来，她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更是不堪一击的。

在夫权制度的绝对统治之下，二太太作为大时代女性的一份子，同样要受制于人，受制于社会，沦为男性的玩物。只要她敢反抗，敢挑战男性的权威，就必然会在当时的社会中灰飞烟灭，并永世不得超生，这也预示了她最后的悲惨命运。

3.秀芬：旧时代下无力反抗的苦命少女，最终在失去其最后一点“生育价值”后悲惨死去

秀芬的身世很凄惨，父亲过世母亲改嫁，她与同父异母的哥哥住在一块儿，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大妈花了五百银元就从她兄嫂那里将秀芬买断了，她是为了弥补自己不能生育的“罪过”，所以才费尽心思为大伯挑选了18岁的秀芬来代替自己做生育的工具。秀芬就这样成了周家的三太太。

为了生存，秀芬不得不做了年龄和自己父亲差不多大的大伯的三太太，而且这还是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在城里的大伯甚至连婚礼都没有回来参加。

秀芬从进门的那一天就在等待她的丈夫在橘子红了的时候回来。而大伯也是匆匆地回来和她圆了房，之后又匆匆地走了，留给秀芬的只是一个肚里的孩子和一份至死的牵挂。

在等待丈夫的过程中，她在和六叔的交往中产生出了的一些朦胧的爱意，这是当时情况下她作为一个封建女性的最大的“反抗”了。刚到大妈家的秀芬是一个对自己没有一点期望，只是听从命运的安排，无力反抗的女孩，但在和六叔的短暂交往中，她似乎和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联系。

所以，在大伯和她圆房的第一天晚上，她拒绝了大伯，而一个人睡在藤椅上。这强烈地渗透着作为一个旧时代女性，她对人格独立、自我价值实现、以及自由爱情的向往。另外，她在和大伯的相处中所流露出来的苦闷、孤寂、幻灭等情绪也可视为这种独立意识的曲折、深刻或极端的反映。这是她仅有的一次作为一个旧时代女性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对自我的关照。遗憾的是，这丝爱意最终还收被扼杀在了摇篮里，直至生命结束她都不敢也不能表达自己的爱情。

从中可以看出，夫权制的社会观念，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观念所给予女性的悲惨遭遇，使得她们自然而然地成了父权制的殉葬品。

秀芬去世后，大伯没有回来，或许根本就没打算回来，只是回了封信：“秀芬病疫，至为哀痛，灵柩希暂厝橘园一角，待我归来后善为安葬。”或许在他看来，秀芬的死，就像一颗橘子掉落在泥土里，无声无息，甚至连为其惋惜的价值都没有。

可以说，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双重打击的秀芬，她的一生所代表的是一种在旧社会封建礼教束缚下、在男权道德评价下的小心翼翼、委曲求全的女性人生。

结语

白先勇在《 弃妇吟—琦君的〈 橘子红了〉》里说：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幽幽的怆痛。

橘子红了，不仅象征着那个时代女性对于丈夫未知归期的等待，更象征着她们摇摇欲坠的悲剧命运。橘子红了本该是最美的时刻，但在我们看来那不过是她们悲惨命运的回光返照，橘子红了，也就该落了。

大妈、二太太、秀芬三个人的人生悲剧，无疑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所有女性的悲惨人生；而她们那无法言说的悲惨爱情，就是当时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所有女性的一首首爱情挽歌。

在当时的条件下，女性的这种命运和爱情悲剧是不可逆地、必然要发生的。一方面，是当时男权统治下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允许她们反抗，另一方面，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封建礼教思想在她们的思想观念里根深蒂固，并一代代传承。